可以说，这些框架是在解释适用宪法规范的基础上、在反复探索和辩难过程中得出的人类理性的体系性固化。

如果政府主观上是为了私人利益，仅仅产生客观上附带的公共利益，则征收行为违宪。修宪者仅将公共利益列为征收和征用的理由或许是因为延续了传统观念，认为公共利益必然高于个人利益，并有意通过将其作为对征收和征用这两种对私有财产权特定形式的限制之限制将私有财产权提至高于其他基本权利的位置。

[6]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情况的报告》，2004年3月15日。详见陈征：《公共任务与国家任务》，《学术交流》2010年第4期。二、第三人受益之征收的宪法许可性条件 第三人受益之征收是指国家实行征收后使第三人成为新财产所有者并将实现公共利益的任务转交给这一受益私人。[19] 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宪法与德国基本法文本类似。一方面评估本身会存在失误的风险，另一方面评估的结果可能是第三人实现公共利益存在主观或客观风险，一般而言，评估本身失误的风险越大，或第三人实现公共利益的不确定因素越多，保障手段的密度和强度就应越大。

[12] 陈征：《国家从事经济活动的宪法界限——以私营企业家的基本权利为视角》，《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照此，征收的合宪性取决于政府的主观目的，如果政府主观上是为了公共利益，客观上带来私人受益，则征收行为合宪。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是中央立法先行地方立法后行。

可以说，上列三个方面是有关行政自由裁量基准概念的基本共识。这个关于行政裁量基准的规定和上列两个定义的内容是高度一致的，可以说关于这个概念似乎形成了这样一些共识：一是行政自由裁量基准是一种行政法制度。事实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本质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自由，二是裁量。总之，作为该原则控制的法治进路而言，立法与司法的两翼齐飞是最为可取的进路。

如果要探讨相应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原则，公众参与以及社会个体的诉权便不能回避。通过行政程序的改进，特别是强化告知、说明理由、抗辩等制度，引入一种行政主体——当事人之间的竞争性结构，打破行政主体对知识、话语、信息和权力的垄断结构，迫使行政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不断地说理和论证，增强裁量的理性化程度。

说它已经实在化了是说它已经被行政法实在所认可，被行政执法的实践所接受，被司法审查实践所参照。我们知道，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有羁束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之分，所谓羁束行为是指：在法律对行为条件有明确而详细规定的情况下，行政主体严格依照法律作出的行政行为。对这一点，英国的衡量尺度是‘不合理性。(七)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处罚停止执行只作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行政处罚停止执行的具体情形。

我国之所以会在行政控制中作那么多的文章，关键在于我国的司法控制还未进入较深层次，也谈不上有较为恰当的原则，因为依我国目前行政诉讼法规定，绝大多数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还难以被规范化地接受司法审查。行政裁量往往是在程序真空中进行的。他认为：自由裁量权是所有与职责相对的权力中的一个要素。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因为行政自由裁量基准形成行为规则以后，其就是多次适用、反复适用的东西，制定行政自由裁量基准的机关所追求的也是这样一个效果。然而，在笔者看来，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除去政治成分，最为主要的便是技术成分。

以目前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其在中央立法中出现并不需要太长的时日[7]。他大体上设计了下列原则：一是公开计划：在某些情形下，执行机关被迫在早期就进行重要的通盘规划以便给职员提供指导，这些职员则要直接面对日常的选择。

正是理论上形成了行政自由裁量基准的概念、特征、行为准则，才能够在行政法实践中形成有关规范行政自由裁量基准的行为规则。这三个机制是：其一，政治机制。正是由于有学理上的一致性，有关规范行政自由裁量基准的行政法文件也就能够作出较为一致的规定，如《淮北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各行政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依据梳理工作的基础上，详细归纳本部门执法领域发生违法行为的种类，按照不同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划分为若干行为阶次(对适用罚款自由裁量违法行为可划分为轻微违法行为、一般违法行为、严重违法行为、特别严重违法行为四个处罚层次)，并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选择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细化为若干裁量阶次(罚款数额可在法定幅度内按比例分为较小数额罚款、一般数额罚款、较大数额罚款、最大额度罚款四个档次)，将违法行为阶次与裁量阶次对应，形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作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基准。依法既可以实施单处又可以实施并处的违法行为，属于轻微违法行为和一般违法行为，可以优先适用单处的处罚方式。尤其是将原来法律规定的罚款的幅度也作严格的等次上的划分，此种等次上的划分完全将裁量权变为了另一种形态的权力，将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颇具特点的裁量行为抹煞掉了，在整个行政执法过程中整个行政行为由原来的两个板块变为了一个板块。我们说我们的法律尊重人们不能从其错误中获利这一原则，但我们并不是说法律从不允许人们从其错误中获利。

这些原则设计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意义，其在传统原则的基础上作了拓展。一方面，诸多学者只将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行政行为看待，既然是一种行政行为，对其设置基准也就非常合理了。

上列三个方面在我国已经具有普遍性，各地达成了高度一致。在此基础上我们亦可以建构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裁量原则。

其本质是试图对自由裁量权在给定幅度内进行‘规则化，为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设定明细化的实体性操作标准。在特定情况下就一个有关法律义务的判决来讲，它们都为作出这一判决设定了标准，但他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却不同。

有时候一个职位的权力就与职位主事者的个性和意愿有关。发达法治国家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就是非常好的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原则。因为，法律总不能够将未来出现的一切个别化的行政事态估算在内并予以调整。法律规则是在非此即彼的方式下适用的。

可以说，在有关行政自由裁量基准的理论及其具体规则在学界形成以后，其就以不同的方式对行政法治实践产生着影响，但实践中起初存在的裁量规则只是执法人员任意选择的东西，其遵行与否本身就是一个裁量问题。其三，行政自由裁量是行政过程中的一个正题，而不是反题，或者说我们必须以善意的眼光看待这个命题，而不能无端地对这个命题恶意相向。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裁量基准只是近些年来才时兴的一种创新举措，还没有普及到所有行政机关、所有行政领域，行政法理论对它的关注也很不够。[3]行政法学作为一个实证性学科与一国法治实践和法治进程的关系十分密切，一定意义上讲法治实践的状况能够间接决定行政法学研究的状况。

行政程序法典也罢，其他相关的行政法执行的行政行为准则也罢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一般。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对于轻微的治安违法，行政机关可以作出1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其中1元到200元就是一个幅度。

行政主体可以在范围内选择。[4]如1992年《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0条规定：官署被授权依其裁量作成决定时，其裁量之行使应符合授权之目的，并应遵守法律规定之裁量范围。二则，结合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性质确定裁量中的行为准则。室井力指出：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恣意裁量，对有关大量且反复进行的行为，事先规定行政厅必须依据的实体的、程序的标准(裁量标准)。

那么，我国行政自由裁量的控制原则究竟应当如何构成呢?就我国目前行政法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论，施瓦茨所概括的各项原则对我国是有用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亦可以建构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裁量原则。当然，之所以没有这样的设定有学者揭示了三个方面的可能成因：一是可能本应当有规则而目前没有设置这样的规则，没有设置的原因在有关的认知方面。

(四)关于裁量原则控制的法治进路。笔者在这里所关注的不是授予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而是在否定我国用行政自由裁量基准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同时，探寻出一个新的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路径。

行政自由裁量在行政法学科体系中，有两种归类模式，第一种归类模式将行政自由裁量放在行政法原则之中，认为行政自由裁量是行政主体的一种权力。而且对它的制定被解释为是法律的一个要求，有时也承认法院按照这一标准进行审理。